重庆时时彩诞辰110周年纪念

编辑:凯恩/2018-11-20 22:02

  任继愈1916年生,山东平原人。1938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大哲学系,后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等著名学者研习中国哲学和佛学。195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64年受命组建世界宗教研究所,并担任该所所长达20余年。现任北京图书馆馆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等,主编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佛教史》、《中华大藏经》、《道藏提要》等。

  任教授已届高龄,却很繁忙,不仅行政事务缠身,学术活动也排得满满的,我们去的那天,还有一个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开幕式在等他。说好9点,准时赶到,于是“见缝插针”,开始了我们的采访。

  访问人:任教授,我们今天来想请您谈谈在您和的交往中关于宗教研究问题的一些情况。

  任继愈:对宗教问题始终是注意的,这一点我原来没有领会,和他交往几次,体会比较深。比如,我过去写过的一些有关佛教史研究的文章,都看过。1959年10月13日他把我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说,你写的那些文章我都读了。接着他就讲研究宗教问题的重要性,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他问,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我说除我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他又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三字,他的口音我听不大懂,他见我不懂,说了两遍才听懂是问福音书,指的是基督教),我回答说,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他说,那可不好。又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我说师生加起来有500人,他说,重庆时时彩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一定要抽出个把人来研究这个问题,不能忽略,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慢慢地来,先做着。这是1959年他在中南海把我找去说的一些情况。

  大约到了1963年冬,周总理访问非洲十四国前,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中国现在的地位和从前不同了,在国际上是个大国,人家很重视我国,我们也应该了解他们,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一些研究所,有非洲、拉美、美国、日本等,苏东、拉美、美国、日本研究所就是在那时开始建立的,另外,中央还成立了以为组长的“国际研究指导小组”,就是在这个报告上,于1963年12月31日作了批示,说这个报告很好,但唯独没有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我们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刊物。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正因为有毛主席这个批示,1964年成立的众多研究外国的研究所中增加了世界宗教研究所。

  任继愈:我参加筹备,当时设在北京大学,先由中宣部负责,具体工作有当时在中宣部工作的于光远同志,北京大学校长陆平同志,还有国务院宗教局长肖贤法同志。具体筹备工作由我负责,如调干部等。北大东方哲学史的全部教师拨归世界宗教所,这样,我们的基本队伍已有十来位,编制和经费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那时社科院未成立)。我国的世界宗教研究就是这样搞起来的。

  任继愈:对,现在叫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我一直做这个所的领导工作。那时就是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精神,了解和研究外国宗教情况。原来曾考虑是叫“国际宗教研究所”还是“世界宗教研究所”?后来决定还是世界宗教好,因为世界上几个大的宗教都是国际性的,外国的宗教中国也有,如三大宗教中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现在研究所设有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研究室,还有宗教理论研究室。

  这些工作开展起来后,又办了一个刊物,叫《世界宗教研究》,这个刊物在国外有影响,我到北美、欧洲看到一些大的图书馆都有这个刊物,外国朋友评价说,在中国出口的书刊里,《世界宗教研究》是有学术水平的。

  任继愈:宗教是社会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的一个重要方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没有宗教。人类社会从没有宗教到有宗教是一个进步,低级的社会不产生宗教,这同小孩的生长发育一样,几岁的小孩就没有宗教意识,鬼神观念是大人灌输给他的,光是他自己就不会相信有上帝。但到了一定程度,有了自我意识,发现了自己的存在,这时才产生宗教意识。宗教意识可能最早是生死意识,从灵魂开始。你们到北京房山区周口店猿人遗址参观过吗?

  任继愈:北京猿人遗址上面还有山顶洞人遗址,里面摆的殉葬物品中,有生活用品,还有一些生产用具,如钓鱼的钩,缝衣服的针,这说明他们认为人死后也要过生前的生活,他要没有这个观念,放那些东西干什么?这说明他相信人死后的世界,这个世界和现在的现实世界差不多。西安的半坡村遗址,是原始社会的村落,村落中出土了陶制的瓦棺,其中有一种花盆样的东西,是装死了的小孩尸体的。盆底下有一个小洞是留给死者灵魂出入的。古时候小孩的死亡率很高,小孩子离不开母亲,死后就埋在住地附近。宗教起源于相信人有灵魂。人类相信灵魂,才有了祭祀、上供、祭典宗教等活动。

  访问人:人们还解释不了看到的自然现象,是不是也是产生宗教意识的一个方面,比如说神。

  任继愈:在古代,阶级社会以前的神,不具备后来赏善罚恶的性质。古代的神,如盘古、伏羲、神农都是为人类造福的,是民族英雄,为人民做好事的,所以大家怀念他,把他尊奉为神,这都反映了原始社会平等、自然的社会关系。

  出现阶级以后,出现了国家,有了法律。出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了监狱,神也具备了赏善、罚恶的性质,它是现实社会的虚幻歪曲的反映。

  一个历史现象的产生不是一下子就有的,历史唯物论就告诉我们,一个东西历史的产生也要历史的消灭。这一点我们和虔诚的宗教家不一样。他们认为在人类以前就有上帝,是上帝创造了人类,上帝是永恒的,没有了人类也还有上帝,地球不存在了也还有上帝。我们不这样看,我们认为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历史现象、文化现象,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产生这个东西,再发展到一定程度,宗教也会消失。这是很长很长的过程,但现在是不会消失的,要承认它,尊重它。过去受极左思想的影响,认为既然把宗教看作是虚幻的不实在的,就消灭它,取消它算了,所以“文革”时期干了一些砸庙宇、教堂,毁坏神像的蠢事。

  任继愈:结果适得其反,砸是砸了,但是没有消灭宗教,宗教是社会意识在人们头脑中的曲折反映,用行政干预的办法是抹不掉的,也是不可能的。

  任继愈:还伤害了一些宗教徒的感情,譬如在“文革”中有些造反派强迫教徒们干他们教规不允许的事,这是很不应该的,也是违背我国宪法的。不能这样做,马克思主义从来不主张这么做,认为宗教完全是个人的事情,信是个人的事,不信也是个人的事。我们的宪法是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当然也保护不信仰宗教的自由。

  宪法规定在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也保护不信仰宗教的自由,这一点宗教界不大感觉得到,比如在单一宗教信仰的地区,居民都过着同一种宗教的生活,有一个人出外多年,他改变了原来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再回到自己家乡,有时会受到歧视,有的人欺负他,可见不信教也要有自由,才能充分保证宗教信仰自由。还比如,在天主教徒的家庭,生下孩子要洗礼,起教名,就算成了教徒,这不是小孩子自己选择的,是父母加给他的。

  任继愈:有宣传的问题,但也不全是。在执行政策方面,还要进一步去贯彻。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才能符合宪法的精神。这也是宗教改革面临的问题。

  宗教本身又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我们现在到了文明社会,对于刮风下雨,有没有雷神一类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凡是念过中学的人都会明白这些自然现象。可社会上还有很多现象解释不了,比如老实人常常吃亏,有的吹吹拍拍的人却吃得开。社会应该是合理的,人们也知道怎么样才是合理的,可现实生活中有些现象不尽合理,甚至很不合理怎么办?宗教就站出来解释这种现象。相信“来世”的人,认为今生所没有得到的,来世可以得到加倍的补偿。现实世界的不合理,可以不必计较。历史上的佛教,道教,包括基督教,培养一种驯服的性格,所以历代帝王或当政者提倡宗教,就欣赏这一点。

  访问人:儒教是不是稍微有点差别,他还提倡一种进取的精神,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什么的?

  任继愈:儒教也讲忍的一面,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小不忍则乱大谋”等等。总之,忍让,驯顺是世界上几个大宗教一致的精神。另一方面,宗教还把一些合理的,不合理的东西搅合在一起,比如道教,把道观大多建立在深山里,修身养性,处在那种环境,生病到哪儿去看医生。所以很多道教大师同时又通晓医道,懂得养生、健身,以长寿。保持长寿无可厚非,如果由此推衍下去,要求活一百岁,二百岁,三百岁,永远不死,就走到荒谬方面去了。道教就有这个东西,希望长生不死,于是炼仙丹,唐朝有七八个皇帝希望长寿是吃仙丹中毒短命死的。

  任继愈:初唐就有,李世民就是吃药吃死的,以后不断有。秦始皇、汉武帝都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英明皇帝,也打不破神仙这个关,作为一个现象是可以好好研究的。

  访问人:现在科学发展了,医学也发展了,再没有多少人信这些了。我们研究宗教,是否仅限于宗教本身,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意义?

  任继愈:研究宗教,不能陷入宗教中去,应该从了解世界了解各国人民的文化传统的高度去认识。比如我们现在是改革开放,就要同西方打交道,如果我们对西方的宗教不了解,共同语言就不多,甚至在做生意方面,也会发生困难,比如一批货是赶在圣诞节卖的,你连圣诞节这个日子也不知道,不赔才怪呢。现在世界各国对宗教研究都很重视,日本原来是没有伊斯兰教的,日本缺石油,石油来源主要是在中东,他必须和阿拉伯世界打交道,就开展伊斯兰教的研究,并开始培养自己的阿訇。美国也是这样,本来美国是个基督教国家,以后才有了佛教,佛教是一百多年前日本的后裔带过去的,美国原来也没有伊斯兰教,他要和阿拉伯世界打交道,于是在艾森豪威尔当政时期大约是1959年就建立了第一个伊斯兰教中心。他们要插手阿拉伯的政治事务,也要学习一点伊斯兰教。

  在现实条件下,宗教只是一个外衣,在这个外衣里面,西方各国都有政治目的、经济目的。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见过纯的宗教。有时宗教内部的流血斗争不比一般政治的、军事的斗争伤亡少。所以研究宗教不能离开实际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光从教义上去讲,那是书生的研究方法,不能抓住它的本质。

  任继愈:我想他是从文化、意识形态,也从政治上考虑的,他要求我们不要耳目闭塞,要了解外国,其中也包括宗教这个方面。

  访问人:您和毛主席几次接触,除了上面讲过的政策方面以外,对宗教本身有没有谈过一些看法?

  任继愈:1959年会面那一次,除谈到要加强宗教研究,他还提出研究宗教不能让信仰宗教的人去研究,他说研究宗教要“外行人”才能把宗教作为对象来研究,因为有信仰的人,如果研究他所信仰的宗教,有时不免受到局限性。正如马克思说的,跪着的人看别人,总是比别人矮了半截。至少不客观。另外,所谓“外行”,也不是绝对的,一个人信仰这个宗教,对于这个宗教是内行,对另外的宗教就是外行。永远找不到一个信仰一切宗教的教徒。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来研究,才能做到比较客观,既不走样,也不迷信,也不轻率否定。